我的父亲

父亲去世了，享年89岁。透过泪眼凝视着他老人家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，脑海中浮现出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。父亲是个农民，一生中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。但在他平凡的人生中，他把爱给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把他的正直和善良留给了子孙后代。

父亲生于1919年7月17日，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。十五岁那年他到县城一家当地最大的杂货铺里当学徒，由于它的老实忠厚，很快就当上了掌柜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日本人进占中原，东家提前携家眷躲避战乱去了，临走交待父亲掌管生意。没多久县城就沦陷了。 在敌人飞机的轰炸声中， 父亲用钱袋背着柜上所有的钱 （大约两千现大洋）趁天黑逃出了县城。不料在逃难的路上被日本兵给抓住了，他和其他被抓的白姓被压在队伍的前面。 在经过一片山地时，突然枪声四起，日本兵忙于撤退，抓来的百姓就趁机跑掉了。 父亲曾说当时可能是遇上了八路。之后，父亲又在外面逃难了几个月。所幸日本人在我老家没多久就被赶走了。父亲回到了县城，把用命保住的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了东家。我小时候最爱听他讲这段故事了，就跟看电影似的。 左邻右舍的大叔大婶们曾给他开玩笑说: “贵生，你可真傻，自己命都差一点送了， 还把那些钱原封不动的送回去。你要是当时不回去，或是把那些钱留住，你不早就发了？” 父亲憨憨地笑笑：“我怎么能辜负东家对我的信任哪？ 再说那钱又不是我的，拿别人的不意之财是会招灾的。” 那个东家在解放时被打成了小资本家， 我父亲后来说：“要是我拿了那些钱， 这资本家的帽子肯定就成我的了。” 他老人家的话还真有些哲理性。

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，逢年过节乡里乡亲都找他写对联，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。他总是提前把笔墨准备好，到农历腊月二十三左右，在院子里放上一张大桌子，摆上红红的对子纸， 一口气能写上百幅对联。我记得他写得最多的几幅是“冬去矣尚清水秀，春来矣鸟语花香，贴在院子的大门口。还有主人门前贴的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似南山不老松。”  对联讲究的是上下对称，右上， 左下贴在门框的两边。可有些人家不识字，常把对联贴反。所以，好多时候父亲还得挨户帮人贴上，然后再仔细检查是不是放正了位置。 最近几年，他的反应有些迟钝，写字时手也有些颤，找他写对联的人家也就少了，可我们自家的对联一直出自我父亲的手笔。

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总想找些事情做。八十年代初，全国兴起发家致富。由于父亲有过杂货铺做掌柜的经历，村上人求他给想想办法。他就提出做月饼。大伙同意了，于是集资买了做月饼的家伙：大锅，面粉，沙糖等。这可算上村里的第一个开发项目。月饼很快做出来了，圆圆的，金黄金黄的，大家伙乐坏了。卖了一些给当地的商家， 每户又分了二十斤。当年的中秋节，村上的人家走亲戚全拎的这种月饼。我家存了几盒作纪念品，可不到一个月，月饼上长出了绿毛毛，满盒都是， 像个大蘑菇。 这时候，其他人家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。 这下我父亲可着急了，他生怕有人吃了会生病。所幸的事，多数人家早吃光了。他就挨户把坏了的月饼回收并销毁，才算放了心 。 后来猜想，一定是生产设备太简陋，灭菌不彻底，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污染。 可没人怪我父亲，反倒夸他的手艺不错。

父亲六十多岁的时候，家里有了第一辆自行车。他忽然兴致来潮，要学习骑车。令人惊讶的事，他很快就学会了。遇到别村有庙会，他总要逞强骑车去。母亲就告诫他别摔了，他总是说没事的。可每次见他推着车出门，又推着车回来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似乎一次也没见过父亲真正骑车上过路。

父亲有一个习惯，不管穿什么裤子，腰里总要系上皮带。 其实早些年也就是一根麻绳，后来才成了现在的皮带。他说这样干活有劲。夏天的时候，他穿一条带松紧带的短裤，外面也系上皮带。可短裤上面没有穿皮带的眼儿，往往是皮带滑落在了肚皮上， 裤头掉在下面，他也觉不出来， 样子特滑稽。

父亲的节俭是出了名的。 不管什么东西，一经他的手就成了宝贝。 他总要缠缠包包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 对钱就更不用说了。他总要里里外外包上好几层， 然后藏在一个放衣服的箱子里。 高明之处是只有他自己能找着。可近几年脑力不够用了，有时放完连他自己也找不着了。

我兄妹八个，四男四女。 我在兄弟中排行老小， 下面还有个妹妹。算起来父亲在48岁时才有的我。这样一个农村人家，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，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可父亲硬是用他那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臂膀支撑起了这个家。出于孩子的天性，我小时候也曾幻想过拥有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。可在那样的年月， 这简直是白日做梦。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村里的孩子都养兔子。我也试探着问父亲买一个。 可父亲说兔子老打洞， 会把院子搞乱的。我清楚知道他是不想花钱。当时太想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玩意儿了，于是想了一个可能让父亲接受的主意 – 买只羊。父亲问我为什么要买羊， 我大概是这样说的：羊小的时候可以让我玩，等它长大了，又可以卖了换钱，岂不一举两得？总算打动了父亲，于是我们一起去赶庙会。路上穿过几个小山丘，我撒了花似的跑在前面。到了庙会上，我一下就看上了一只特别可爱的小羊羔，软软的耳朵，雪白雪白的毛，要价六块钱。可父亲说再往前看看。就这样， 从这头到那头，把所有的摊儿都转遍了，父亲还说再看看。到最后什么也没买成。 记不得我是怎么哭着回家的。 后来父亲跟我解释说，当时家里的情况实在不允许花这六块钱。每当我给我5岁的儿子讲这些故事时，他总问我：“爷爷为什么不给你买？” 我说：“爷爷没钱。”“他为什么没钱？”…希望他长大后能自己找到答案。

尽管家里穷，父亲对我们兄妹上学的花费从不吝啬， 而且极力创造条件让我们接受更多的教育。可能是因为我学习好的缘故，父亲总显出对我格外的偏爱。由于我和我一个姐和一个妹几乎同时上学，三个人的学费对家里是个很大的负担。新学期开学时，也往往是家里最窘迫的时候。 父亲有时也无奈地对我姊妹说家里没钱，让他们给老师说缓上几天。 可转身又会对我轻声说：“咱家有钱给你交学费，不用担心。”  我也算没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厚望，1982年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， 当年我十五岁。 然后一口气又拿了硕士和博士学位。1992 年正赶上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，我就又做了两年的博士后。出站前被聘为了副教授。由于在所研究领域的一些成果，又旋即被北京的一家国家研究机构聘为了研究员和总工程师。这一连串的成绩，在当时老家农村可是不得了的事情，样样光宗耀祖。虽然这些荣誉并没给家里带来实质性的东西，可它让父亲的眉头舒展了，心情愉快了。那段时间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乡亲们的一句恭维话能让他乐半天。 但是有一点，父亲可能从来也没明白过我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。 当乡亲们问起时，他总是绘声绘色地给人说：“我儿子是做大学问的，就像清朝时的进士。”  听者个个翘起大拇指。

1997年我来了美国，当时父亲已经近80岁了。他一再叮嘱我早点回去，我也打算只呆两年。可阴差阳错，一晃十年过去了。我背着父亲办了绿卡， 转了公民。 由于年龄的关系，父亲始终没能到这里看一看，这成了一个缺憾。在最初的几年里，每次电话上他总爱唠叨些家里的事，然后询问些这里的情况，可渐渐地他的兴趣减了，打电话成了一种套路。 尤其近两年，他的听力越来越差。电话上无法听懂我在说什么， 他总像背书一样，逐个问候我，我太太，还有他的孙女和孙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酸楚。唯一一点可以让我自我安慰的事，过去十年来，我全部承担起了父母的生活和医疗费用，去年还为他们盖了新房， 也算让父母的晚年有了保障。

今年夏天回国探亲时，一下觉得父亲苍老了许多。当时在老家的院子里为他拍了这张照片，没想到竟成了他留下的最后一丝微笑。两个月前，他在院子里不小心滑了一跤，导致锥骨骨折。 经过几番医院治疗，症状虽有所减轻，可却出现了呼吸道和尿路感然并发症， 于2007年11月23日上午11时 （阴历10月14）在家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家人说，父亲走得很安详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在老人家最后的日子里，兄弟姐妹轮流陪护在他身边，就差我没能回出，相信老人家一定原谅了我。父亲受伤后大约一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境里是碧蓝碧蓝的天， 天上有一个比碗口大的洞，我父亲趴在洞口，从天的那边望这边看。惊醒后冥冥之中意识到父亲可能要离我们而去了。 现在看来，时空没有隔断我和父亲，他提前告诉了我他远行的计划。

父亲的葬礼很隆重，除了他的几十位孙男第女外，上百位亲朋好友，乡里乡亲都来为他送行。 按当地的风俗，戏班吹了三天三夜。 人们忘不了他， 并为他送上了美好的祝福。父亲，一路走好。您的音容笑貌将永驻每个人的心中。

张保林

2007年11月27日写于华盛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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